〈還若彤公道者,必翠蓮矣〉

網友傳來陳翠蓮老師的最新臉文,是對於「公民醒不醒」所撰文章的反駁。大致的意思是,陳翠蓮老師...

〈還若彤公道者,必翠蓮矣〉 網友傳來陳翠蓮老師的最新臉文,是對於「公民醒不醒」所撰文章的反駁。大致的意思是,陳翠蓮老師…

〈還若彤公道者,必翠蓮矣〉

網友傳來陳翠蓮老師的最新臉文,是對於「公民醒不醒」所撰文章的反駁。大致的意思是,陳翠蓮老師認為「公民醒不醒」的文章只是為了駁斥陳翠蓮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寫,雖然引出了史料為根據,但並沒有反駁自己和許雪姬研究所引用的主要證據,且並未提出對於忠義服務隊有什麼具體看法,因此只是為否認而否認,目的只是讓二二八事件處於各說各話的狀態,不是為了追究真相。

我是邊看邊笑,這件事如果我來講,肯定又要被貼標籤,但出於陳翠蓮之口,大家應該沒有話說了吧。

多少人批評我「輕信政府檔案」,說「政府檔案不可信」,現在好了,陳翠蓮教授自己也揭露了,她自己對於忠義服務隊的研究成果,所根據的「主要證據」、「核心檔案證據」,一共是三種:

1.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二二八事變之真像〉、〈事變十日記〉
2.國家安全局所藏的許德輝〈台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
3.警備總部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

三個核心證據中,倒有兩個是政府檔案(剩下的一個則是「軍情高層或主要當事者」柯遠芬自己私人的說法)。

陳翠蓮教授特別指出,警備總部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更清楚說明:

「軍統林頂立如何透過他召集黑道流氓組織忠義服務隊,滲透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從事「反間」工作,並且「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

有趣的點是,陳翠蓮切掉了原文「收效宏大」後面的文字,其實加上後面的文字、去看全文,〈台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中,警備總部的意思反而是要說,這個反間工作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陳翠蓮的引文:

「乃派許德輝同志出面掌握台北廿二角落流氓首領及一部分純良學生,指示方針,參加為反間工作,出為鎮壓暴徒並勸導市民,勿為利用。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

實際上的全文:

「乃派許德輝同志出面掌握台北廿二角落流氓首領及一部分純良學生,指示方針,參加為反間工作,出為鎮壓暴徒並勸導市民,勿為利用。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有如法進行,收效宏大,唯吾人在台工作建立不久,人員稀少,致不能發動全面工作達成任務,殊為遺憾。」

這種掐頭或去尾就足以改變史料意義的事情,其實非常多,我在我的新書《如是228》中也提到了一個例子,同樣出自陳翠蓮教授、同樣截去史料尾巴而改變史料意義。

既然陳老師覺得「似乎應該加以回應了」,或許也可以回應一下我在《如是228》中提出的疑惑。

以下節錄自拙著《如是228》: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同一本《台灣二月革命》,其實對同一個事件,存在兩種不同的、邏輯上互斥的說法,即到底是楊亮功「先登岸」才下令殺戮,還是「先下令殺戮」楊亮功才登岸。兩個自我矛盾的說法,前後僅數頁之隔。


(按:三月)八日下午三時許,閩台監察使在憲兵第四團兩營保衛之下,到達基隆,即下令要塞司令部與憲兵夾攻市民,於是「市街戰」勃發,大砲、機槍、步槍齊响,殺死許許多多的市民,老幼男婦都有,直到晚上十時,抗戰民眾被殺光了,楊始登岸,分乘軍用卡車,直駛台北,但途中又遭民眾襲擊,傷隨員衛士各一名。(第十八頁)

無獨有偶地,後面這一種《台灣二月革命》(第十八頁)的說法,也為學者陳翠蓮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第三百六十頁中整段加以引用,用來證明三月八日下午發生的「鎮壓行動」,但她似乎有意略去了段末最後兩句「但途中又遭民眾襲擊,傷隨員衛士各一名」。大家可以感覺到,引、不引,觀感上差很多。引了,看起來是雙方互有斬獲;不引,看起來是軍隊藉優勢殺戮,即鎮壓。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她不採信「民眾襲擊」的說法,而認為這是軍方自己放槍製造事端。但無論如何,原文不是這樣講的。沒有隻字片語的說明,證據想剪裁就裁掉了。

最讓人困惑的並不止於此,《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引用《臺灣二月革命》來說明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的鎮壓存在,但它同時也全文照引了何聘儒〈蔣軍鎮壓臺灣人民紀實〉的說法,來證明三月九日的鎮壓行動也存在。


(三月九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岸上的群眾怒吼反抗。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多人被打得頭破腳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甚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這就造就了一個荒謬的結論,一批勇敢的基隆人,前一天(三月八日)才被大砲、機槍、步槍,從下午三點殺到晚上十點才殺光,隔天(三月九日)一早,居然又有一批勇敢的基隆人(還包含孕婦小孩)不怕死,特地跑去幾個小時前才發生大屠殺(屍體恐怕還沒時間移開)的港邊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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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摸我

關於 黑特民進黨

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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